2007年2月6日星期二

恋物癖者/陈让

恋物癖者

陈让

“研究种花的手艺,就够我消耗一生的才华。”
——桑克《一个士兵的回忆》

不知道为什么,我天生就是一个恋物癖者。关心植物的生长、岛屿的分布、气候的瞬息状态,身边之物让我亲近,而距离我远的事物使我好奇。我观察过橱柜下层摆放的瓷碗、调羹,上层是一些更大几号的不锈钢盛器和玻璃瓶具。调羹击打在大小不一的不锈钢盛器上,空气中震荡着清脆声音;而搅拌饮食中,盛器上不锈钢透着光泽,在热气腾腾的食物中间保持着制作过程中炉膛所给与的温度。在我的视域里,这些事物本身不承载什么意义,它既不深刻也不肤浅,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不具备海德格尔谈及农鞋时所修饰的“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如果说我欣赏它们,用调羹击打在大小不一的不锈钢盛器,看着盛器上不锈钢的光泽进而感受到它制作过程中炉膛所给与的温度,那只是因为个人的趣味以及对物体的迷恋。器具的生产和制造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除了单纯的物用,更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参照。在口舌与调羹、盛器的亲近中,我感受这存在的乐趣,以此对抗并抵消生活的无趣与寡味。

如何把握事物的这种自在,成了我乐此不疲的事。大概八年前,我接触顾城的文字,沉迷于他白描的神奇效果,仿佛可以化简单为纯粹。或许简单与纯粹并不适合进行比较?可我以为,纯粹是一种简单并超越简单而存在的。达到纯粹,这要求一个热爱万物的人,他能保持一颗敏感的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从而在繁杂的物象中把握物的本体。顾城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做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走进、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这种习惯让我想起魏晋的嵇康,他习惯让他的小马车驾着,他喝着酒,随意走向任何方向,直到无路可进,才在一个方向的尽头痛哭流涕。这种盲目的率性前行,该是怎样一种心智状态?而除了顾城,这种不施加色彩与渲染的白描,我还在叶辉的文字里体验到。如果追溯起来的话,陶潜可能是我最早倾心的对象。叶辉,这个头发稀少,额头高阔的中年人,安静地生活在江苏高淳,用简炼精确的语言写下《在糖果店》,“有一回我在糖果店的柜台上/写下一行诗,但是/我不是在写糖果店/也不是写那个称枰的妇人/我想着其他的事情:一匹马或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展开/全部生活的戏剧,告别 、相聚/一个泪水和信件的国度/我躺在想像的暖流中/不想成为我看到的每个人/如同一座小山上长着/本该长在荒凉庭院里的杂草”。寥寥数笔就表现出自己对全部生活的热爱,平缓道来,却意味无穷。面对现实,俄罗斯的白银诗人曼德尔斯塔姆这样写:无聊的生活逼得我们发疯,早晨的啤酒,夜里还再喝。柜台、枰、信件与啤酒,这些物体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我们存在的每一天就像啤酒瓶嘴冒出的每一个泡沫,开始仿佛透明有光泽,最后总是轻易破碎。对物体散淡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本身就在这些物体之间踉跄前行,日常生活的压力将毫不费力地蒸发掉每一个泡沫,这大致用不了多少时间。

谈到时间,想起前段时间读到金海曙回忆东京生活的一些短文,文中写到鲁亢。“有一段,他住在我家里。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遍了我的来往书信,他从中发掘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人,就冒充我的笔迹和他们来来回回地通起信来,抒发他一些不负责任的感慨:‘我们知道,时间越长,年龄就越大,生活中就越没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在今年年前,吕德安回福州,曾宏、希我、剑平等诸位兄长在福州长冠大酒店附近的饺子店吃饺子,经曾宏介绍,鲁亢就坐在我的前面,看上去斯斯文文,是个极清秀儒雅的人。很难想象鲁亢的言行举止会如金海曙所言的这般极具性情,似乎他本人真正应该活在小说之中。可能时间消磨了一个人的品性,或者我对鲁亢知道得不多,除了他那一份稳定却浪费时间的工作,而这工作需要消耗他每一个晚上。记得福州品书斋购得金海曙《深度焦虑》这本短篇小说集中,首篇人物就有鲁亢,小说里的他说:“你的鸡巴毛病就是活得太紧张,太紧张啦,要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活在时间里,你他妈的还一天到晚带着表。”

的确,人的生存本身是一种有限的时间性的存在,有限的时间性属于极端地个体化的个人。在时间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已成定局的秩序。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将人的日常平均生存状态视为理解此在的生存的起点和基础。人的日常生活向我们展示了生存现象的丰富性。海德格尔将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是此在通过使用上手的用具而拥有的一个相互牵连的有意义的整体的世界,它构成一个系统有序的坐标。物的自在就是把本身精确地固定在确定的时间和空间,在大的场域中让人真实地感受物用。一个人与其用一生醉生梦死、想入非非,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物体。呈现物体本身意味着消解附加在其身的形而上的意义,冷静如实地描摹客观事物,构成一种类似电影特写的镜头或者用放大镜放大物,在阳光下聚焦,让物体内部剧烈地运动起来。更多时候,语言成为一种无法完美的工具去呈现物,尽量直接、简洁、具体、准确,在不同时间里,多个空间场景下数次描摹物。这种尽量直接、简洁、具体、准确的语言,是罗伯-格利耶所追求的一种没有人格化的,放逐了感情色彩的语言,它形成一种中性的白描,描绘一个无人性的世界,所有的物体形成一种“叙述”的大浮冰或者是取代“叙述”的东西。法国新小说作家们精细、如实地呈现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努力,是对罗伯-格利耶宣称“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替代现有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意义的世界。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继续为人们感觉到”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时间或者空间的拓展展开,譬如以树木为对象。在时间这个横轴上,我们可以保持每天观察同一棵树,这棵树可以是杨树或者梧桐树或者别的什么树,我们试着观察树叶的发芽、嫩绿、茂盛、枯黄直至掉落,观察树干的走向和曲度,物和人的关系都有自身的影子,时间的影子。甚至可以尝试用影像记录它们每一天生存状态的变化,感受生命带来的欣喜与悲恸。也可以在空间这个纵轴上,如果不计较这些树木本身的有无、顺序与疏密,从一棵树到一群树、一片树地描摹,试着完全呈现从树到树林的原貌,它的纲目、分布、形状、树木,以及周围土壤、气候的影响。这种空间上的移步,蓝石禾的《散步》很不错地做到了:“大概傍晚六点的时候/也许是六点半/他不知道/什么也不带/就出门去了/穿过那条长长的/长长的街道/长长的街道/在他身后/他看到街上/有许多人在走/像他一样/也有不像他一样的/在走/从一条街/拐上另一条/然后又拐上/第三条/到底拐了几下/他也不清楚/最后回来的时候/正好走在出门时/那条街的/另一半上/沿着那另一半/他回到了家中。”可以说,任一平凡的物体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占有意味深长的位置。对它们的呈现,实际上也是对个人生存节奏或者新陈代谢速度的控制。把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移动铆在具体的物上,该是人一生应有的行为,也必将耗尽人一生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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